王晋:哈马斯的对手:巴以间又一轮流血争持与一段重演的历史

加沙地区战火再起,以色列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近期爆发了新一轮的冲突。从三月份以来,加沙地区的武装分子向以色列发射了600多枚火箭弹,而以色列则向加沙地区发动了260多次空袭行动。双方的冲突共造成4名以色列人和23名加沙民众死亡。在埃及的斡旋下,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停火协议于当地时间5月6日凌晨4时30分生效。

这次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暴力活动,很大程度上源自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向以色列发动的火箭袭击活动,进而造成了以色列和加沙地区的冲突升级。

如果我们把时钟拨回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暴发之时(编注:发生于2000年9月底到2005年1月的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反抗运动,起因于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强行要求参观东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重要圣地阿克萨清真寺。起义共计造成巴以双方数千人死亡),会发现当时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与哈马斯之间的关系,像极了如今的哈马斯和杰哈德。此次巴以冲突或许能从法塔赫、哈马斯与杰哈德这三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彼此关系变迁的历史中找到更深层的根源。

曾让法塔赫无可奈何的哈马斯

1987年巴勒斯坦民众反抗以色列占领的第一次大起义促成了哈马斯的组建。大起义爆发之后,穆斯林兄弟会驻加沙分支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当继续坚持慈善事业,而不要涉足政治;另一派则认为应当抓紧时机动员民众,通过暴力手段来推动巴勒斯坦独立事业。后一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最终组建了哈马斯。

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和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角度看,法塔赫和哈马斯是亲密的“同志”和“战友”,两者都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即驱逐以色列占领,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但是从两个组织自身的性质和双方关系方面,两者又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

哈马斯在1988年颁布的《宪章》中明确提出,要通过暴力方式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将巴勒斯坦地区视为伊斯兰教的宗教财产,进而反对所有国际社会和有关各方介入和调停的巴以和谈。法塔赫则长期主张要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这与秉持伊斯兰政治思想理念的哈马斯大相径庭。

从组织成员背景角度看,法塔赫的组织成员大多是长期流亡在海外的巴勒斯坦精英阶层,其武装斗争的模式,大体上是希望通过“自外而内”的军事斗争,在未来“收复”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而哈马斯的成员大多数是来自于以色列直接占领下的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民众。这些巴勒斯坦人受到以色列占领军和犹太定居点的挤压,生活艰难。

这种理念和成长背景的差异,使得哈马斯与法塔赫的关系一直磕磕绊绊,在阿拉法特回归故土建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之后,哈马斯也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和独立性。2000年巴以和平谈判破裂使巴勒斯坦民众十分失望,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及其国内右翼和极右翼政治力量的挑衅,更使得巴勒斯坦民众倾向于通过暴力来宣泄愤怒。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之后,哈马斯通过激进的暴力活动迅速聚拢人气。

当时的以色列政府为了遏制暴力事件,一方面不断在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抓捕大批的哈马斯成员;另一方面,则要求当时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人阿拉法特主动约束和抓捕哈马斯成员,甚至在2002年6月派出大批装甲部队围困阿拉法特在拉姆安拉的官邸进行施压。

面对以色列的压力,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的主流派别——法塔赫也倍感无奈。一方面,尽管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但事实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法塔赫无法管控所有巴勒斯坦民众,其权力不仅受到来自于以色列遍布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检查站的掣肘,还受到亦敌亦友的哈马斯的压力。

另一方面,哈马斯所实施的袭击活动,实际上有着较强的民意支持,巴勒斯坦民众对于以色列长期占领早已心怀不满,发动袭击的哈马斯武装分子被很多巴勒斯坦民众视为“英雄”。

与此同时,回到故土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内部,出现了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到了2006年,曾长期拒绝参加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期待与法塔赫平起平坐的哈马斯就成了巴勒斯坦民众的新选择。在2006年巴勒斯坦议会选举中,哈马斯出人意料的获得了多数席位,成为了巴勒斯坦议会的第一大党。

这一结果不仅让美国和以色列大为吃惊,也激起了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最终,经过了2007年短暂的“火并”之后,哈马斯成功占据加沙地区,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府,成为了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遥相对峙的政治实体。

哈马斯的转变与杰哈德的崛起

哈马斯主导加沙初期,其激进的政治主张很快转化为对以色列的袭击活动,而以色列的大规模报复也最终演变为多起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从2008年、2012年再到2014年,多次大规模军事冲突之后,哈马斯意识到难以通过暴力方式来打破以色列的封锁,而以色列也意识到难以通过单纯的空袭活动来推翻哈马斯在加沙地区的统治。以色列和哈马斯反而形成了一个非常“默契”的政治局面:哈马斯管控下的加沙并没有出现更加激进的“基地组织”或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支,而哈马斯事实上也对以色列逐渐采取了更加务实的对外政策。2017年哈马斯通过了新的《纲领及政策文件》,其中明确提出要“以1967年边界线为基础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家”,事实上接受了国际社会在巴以和平问题上的蓝图和努力。

与哈马斯类似,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同样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加沙地区,其主要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类似于伊朗的“政教合一”的巴勒斯坦国家。但是杰哈德与哈马斯相比势力较小,而且长期得不到中东主要伊斯兰国家的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杰哈德领导层长期甘当哈马斯的一个“小兄弟”,倾向于更加低调的姿态来保留自己在加沙地区的存在。

但是杰哈德的境况在过去数年逐渐发生改变。一方面,哈马斯和伊朗的关系在2012年之后陷入僵冷。长期以来,哈马斯和伊朗和叙利亚关系密切,甚至哈马斯高层不少人都居住在大马士革来遥控指挥加沙局势,其军事团体也大多接受来自于伊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甚至有一些西方分析人士将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叙利亚称为中东的“抵抗轴心”。但是在2012年初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叙利亚反对派的政治和军事团体大多是逊尼派,受到了来自于海湾阿拉伯逊尼派国家的支持。在此背景下,哈马斯因为其逊尼派背景,也逐渐疏远了伊朗和叙利亚政府,转而同卡塔尔寻觅更加亲密的关系。

在此背景下,伊朗选择将援助转交给与自己保持亲密关系的杰哈德,获得了较大援助的杰哈德因此逐渐扩充武器装备,迎来了发展上的机遇。在2018年9月,杰哈德高层经历了新的洗牌,更加强硬的领导人奇亚德·纳哈拉上台。随后不久,杰哈德开始咄咄逼人地向以色列发动袭击,将加沙地区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推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程度。最终,杰哈德射向以色列的火箭弹引发了巴以间又一轮流血冲突。

如今杰哈德咄咄逼人的态势,使得哈马斯陷入了类似于法塔赫当年的尴尬的局面。

一方面,2007年以来长期受到以色列的封锁,加沙经济和社会环境十分恶劣,失业率甚至高达60%,亟需外部的大量援助。因此杰哈德的武装行动,也代表着加沙地区民众的愤怒和不满,受到了不少民众的支持,哈马斯也不能表达反对意见;另一方面,一个日益强大的杰哈德,则很可能会挑战哈马斯在加沙地区的主导作用,甚至将哈马斯也拖入与以色列的直接军事冲突。就像当年以色列因哈马斯的暴力袭击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法塔赫施压一样,如今以色列视哈马斯为加沙地区的实际控制者,要求哈马斯约束杰哈德在加沙地区的军事活动。

在此背景下,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曾经的关系,似乎再次在杰哈德和哈马斯之间重演了。未来,同样的循环是否会再次出现,甚至引发巴以间又一轮流血冲突呢?希望答案是否定的。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科学学院博士,文章转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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